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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访谈

走以环境优化经济发展路子 加快“绿色辽宁”建设步伐

—— 访辽宁省环境保护厅纪检组长范国华 文章来源:辽宁党校报 作者:  发布时间:2010-01-06

记者:当前,环境保护被摆到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,辽宁省在以环境优化经济发展上做了一些尝试,取得了一定成绩。为保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,辽宁省在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中实行环保“一票否决”制,您认为这一制度应如何贯彻落实?
  范国华: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,要把环保纳入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,《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》(国发[2007]15号)规定,对没完成节能减排指标的要实行“一票否决”,以此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步、并重。省里对此也进行了部署,但在有些地区却并没有完全落实。主要表现是,评价政府或领导干部业绩,自觉不自觉地还是唯GDP,环保轻描淡写,“一票否决”变成了一带而过。这就带来两个负效应,在有的领导那里,环保和经济被分割开来、对立起来,抓经济“一头沉”,干环保推着走,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就难以避免;有的企业,抓住政府不较真、不碰硬的“软肋”,为追逐利益,偷排超排屡禁不止,项目不符合环保也偷着干,于是就“先上车后买票”,甚至“上了车也不买票”。
  解决环保与经济没并重、不同步问题,最要害、最管用的是把环保“一票否决”制落到实处。对政府领导特别是一把手,凡是没有很好履行环保职责的,在评优评先、提职晋级、实施奖励时,都要一票否决,不搞下不为例;渎职失职的,要负相应责任;造成严重后果的,要依法依规追究责任;领导干部离任时,要进行环保绩效审计。通过这样一些形式,创新一种机制,促使各级转换施政理念,矫正政绩观偏差,在“两手抓”上形成高度自觉,环保软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。
  记者:应如何解决环境执法缺“依据跟不上”的问题?
  范国华:各地的经验证明,环保要上去,从严执法是根本。这几年,我们下猛药、出重拳,严厉打击了一大批环境违法行为,震慑了违规企业,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。但遇到的棘手问题是,有时下决心想查处违法行为,却找不到相应的法律条文做支持;有时找到了法条,却很笼统,缺少操作性,或是已经过时了。这就导致环境违法行为反复出现,企业宁愿缴罚款,也不投资搞治理。
  根据我省实际,要尽快修订《辽宁省环境保护条例》等地方性法规,出台一批针对具体环境问题的实施细则,致力于“六个解决”:提高处罚限额,解决“违法成本低、守法成本高”问题;增加区域限批等法条,解决结构不合理问题;制定污染集中处理设施综合监管办法,解决不能稳定达标运行问题;赋予环保更加有力的执法权,解决环境监察软问题;依法恢复城市三产项目环保前置审批,解决群众不满意问题;完善法律责任等规定,解决罚则不细、操作不便问题,为环境执法提供有力保障。
  大量事实告诉我们,认识、科技、执法和资金,往往是牵引环保事业跨越式发展的“四大动力”,必须予以应有的重视。作为公益事业,环保资金大部分要靠政府投入。在这个问题上,省委省政府始终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,在有限的省级财力下舍得投入,先后设立了辽河治理、农村小康等专项资金;省财政部门在努力满足省级环保部门业务经费需求的同时,还多方筹措环保项目资金;市县也克服困难做了一些努力。但公共财政在环保上的投入不足仍然是个共性问题,在市、县两级更为突出,供需矛盾成了制约环保发展的瓶颈。
  要全面落实好省委省政府“十一五”环保部署,打好辽河治理和污染减排两大攻坚战,完成国家下达的减排任务,还需要我们在公共财政保障上做更大的努力。
  记者:在国家出台的扩大内需促进增长十项措施中,第5项就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,您认为这对环保产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?
  范国华:国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,这对于环保产业来讲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。环保产业作为一个朝阳产业,它是潜力巨大的经济增长点;从污染减排看,它能够打破末端治理的传统模式,实现源头和全过程控制,收到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功效。我们应抓紧扩大环保咨询和环保设施市场化专业化运营等服务领域,发展一批技术先进、附加值高的企业和产品,优化产业结构;加快建设环保动、静脉产业园区,搞好典型示范带动,在全省形成各具特色、科学合理的产业布局;系统搭建环保产业信息平台、科技成果转化平台、多元化资本运作平台,创建产业孵化器,为环保产业提供全方位支撑;出台用地、信贷、价格和税收等方面优惠政策,扶持发展一批年产值超10亿元的龙头企业,尽早壮大成为支柱产业。
  记者:省政府提出,实行环保部门统一监管、政府各部门分工负责制度。如何才能形成统一监管齐抓共管的“大环保”合力?
  范国华:从实践看,这个制度落实得不很理想。主要问题是:环保部门具体管理权限是明确的,但宏观协调功能欠缺,跨部门重大环境政策和环境问题解决起来比较难;环保职能分割在经济、农业、林业、水利、国土资源和海洋渔业等多个部门,但责任不明确,统一监管和齐抓共管机制都不完善,抓环保的合力还有待加强。
  环境监管应有统有分,尤其要强化“统”的职能,建立由省环保部门牵头的环保联席会议制度,开展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协调,统筹环境治理与生态保护重大方案实施,避免推诿扯皮;应有议有决,尤其要加重“决”的分量,让环保真正进入宏观决策,参与制定国民纏济与社会发展、区域开发、土地利用等重大规划及经济政策,从决策上保障科学发展;有权有责,尤其要落实对“责”的追究,尽快出台环保考核目标和责任追究办法,定期考核问责,做到权责统一,有奖有惩;应有块有条,尤其要加快“条”的垂管,对城区特别是经济开发区环保部门要垂直管理,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干扰,增强环境监管的统一性和权威性。
  记者: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是相伴而生、相形而长的。就辽宁省而言,环保事业要取得长足进展需要做好哪些工作?
  范国华:首先要使环保队伍与承担的任务适应。我省环保事业从1972年起步,部门从无到有、队伍由小到大、能力由弱到强,今天已经成了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的一支重要力量。现在的问题是,随着我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,一方面,老工业基地长期积累的环境问题短时间内集中凸显出来,另一方面,党和国家把环保作为约束性硬指标,要求越来越高,工作量也随之成倍增长,任务重与人员少的矛盾日甚一日。解决环保队伍与形势任务不符合不适应问题,应从党的建设、人员素质、技术装备和工作作风等多方面入手,但最急迫的是解决机构和编制不足问题。组织保障的加强,必将使我省环保事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。
  其次,需要着力解决农村环境整治问题。城乡发展不平衡,其中包括环境保护不平衡,农村历史欠账太多;随着国家实施城市反哺农村重大战略,农村环保被强调到空前的高度,我们必须紧紧跟上;农村始终是我省环保的大头,再不改变长期落后于城市的局面,就无法向人民群众交待。据不完全统计,扑省农村每年产生的6亿多吨生活污水基本在任意排放,600多万吨生活垃圾也基本是随意倾倒,1.6亿吨畜禽粪污还没有得到无害化处置,成了农村水体和土壤污染严重的直接根源。一些地方滥采乱挖、毁林开荒、超载放牧等禁而不绝,继续破坏着农村生态。这些问题不解决,就会动摇“三农”的基础,也会妨碍发展的步伐,甚至影响我们生存的根基。
  各级党委、政府应把认识统一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策上来,把农村环保当作事关全局的大事来对待,采取坚决措施加快推进。从当前实际看,应当在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时,坚决防止污染向农村转移,不能简单比数量、比产值,重蹈“先污染后治理”的覆辙;在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时,不能把工夫下在开多少会议、发多少文件、讲多少意义上,关键是抓住重点,搞好示范,让农民看明白该干不该干,合算不合算,把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;在发展规模化畜禽养殖时,也必须开展环评,预先安排好粪污如何处置和资源化,并把周边散养户带起来,解决好农村面源污染的老大难问题;在进行农村文化建设时,要通过电视、广播、民间娱乐活动等多种形式,大力普及环保常识,逐步改变传统陋习,真正把文明理念和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广开来。没有农村的环保也就决不会有全省的绿水青山、永续发展。
  另外,要在形势变化中防止污染减排“松口”滑坡。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广泛性、严重性是从没有过的,国家采取扩大内需确保发展的一系列必要措施,各地也在积极加以应对。严峻挑战促成了新一轮大发展。这个新的发展机遇一定要抓住,但也特别需要汲取历史教训,研究怎样把发展和环保统一起来,切不可走“回头路”,让新一轮发展带来新一轮污染。
  要牢牢把握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这个根本要求,防止因为背景特殊、压力特殊、任务特殊而偏离科学发展轨道,动摇节能减排决心,放松工作标准和力度。各级政府不能以扩大规模、增加总量为单一目标,在上项目时降低环保准入门槛,为新的污染放行;不能以帮企业“解困”为由,对企业不建、缓建、停运污染治理设施,甚至偷排、超排放松监管;更不能放松环境安全防范,导致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,给发展带来负效应,影响社会稳定。
  我们相信,只要坚持科学发展,沿着以环境优化经济发展这条路子走下去,我们就能尽早建成“绿色辽宁”,并把这笔“家产”留给后人。 本报记者  宋桂祝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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